文章说，六○年代正值国民党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际，柏杨却在 报上为文，直指中华文化是“酱缸文化”，中国人是“丑陋的中国人”，给当权者狠狠一巴掌。他自知“每一篇文章刊登时，对无所不在的国民党特务而言，几乎都是一记强力震撼”，“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，一遇到不公义的事，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，忍不住奋蹄长嘶。”

　　去年金庸来访，王荣文带着金庸送给柏杨的新书上山探望柏杨。他问病榻中的柏杨想什么，柏杨回答：“想为什么西方民主比东方好？台湾民主比中国大陆好？台湾民主的品质为什么不好？”后来柏杨以毛笔回复给金庸，试笔时写下一段话：“我们都是用西方民主的轮带走东方的‘官场现形记’，不漏气才怪！”即使在病中，柏杨念兹在兹的还是台湾的民主，说的依然是清醒无比的真话。

　　文章指出，柏老虽被视为“台湾的良心”，但晚年却常有“没人听我说话”的感慨。前年九月封笔前，他对写作热情不减，却只有香港明报找他写专栏，曾掷笔长叹“台湾没人找我写文章”。

　　说来讽刺。就在柏老缠绵病榻、开不了口之际，正逢“大选”；他的出入院，病床上无意识的摇头、点头或叹气，都被蓝绿阵营各自解读成他们想要的答案。这时候的柏老，最后成为一个被政治粗暴挪用的象征符号。

　　如今，柏老或许想告诉大家，不要再利用他的嘴巴说话了。如果你想念柏老，就打开他的著作，好好听听他不畏权势的真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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